作者*土高坡HZL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国共产*自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要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决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他还说：“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如果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根，维系于民族精神。无论历史多么遥远、岁月如何蹉跎，无论社会怎么变革、如何转型，都不能除了根、丢了*，都必须把根留住。根深才能叶茂，根脉切断不得。
纵览世界史，一个民族的崛起或复兴，常常以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精神的崛起为先导。一个民族的衰落或覆灭，往往以民族文化的颓废和民族精神的萎靡为先兆。文化是精神的载体，精神是民族的灵*。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在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中实现，现代化则要靠民族精神的坚实支撑和强力推动。现代化呼唤时代精神，民族复兴呼唤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要在全民族中张扬，民族精神要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中重铸。
根，滋润于“慎终追远”。现代化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可精神世界却缺少了关照，往往出现一种精神上的病态。人们拥挤在快节奏、充满诱惑的现代生活中，人心浮动，没有片刻安宁。欲望在吞噬理想，多变在动摇信念，心灵、精神、信仰被物化、被抛弃。近利远亲、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甚至“要钱不要命”的道德失范现象，在生活水平提高、人类进步的现代化浪潮中泛起。
因此，“慎终追远”不是“搬出祖先来说事”，而是以古鉴今，提醒大家在繁忙浮躁的当下，想想根，定定神，稳住脚步，找到*！如果说金钱、利益可以洗刷和消解人伦道德，诱使民德“变薄”，那么，“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我们必须积德厚德，开创民德归厚、厚德载物、“厚德载市场经济”的新天地。”
自有人类以来，人们的迁徙活动就从未停止，人类文明跟随着一次次迁徙，蔓延远播。无论战争、瘟疫和灾害造成的被动迁徙，还是趋利避害、寻找更适宜生存条件的主动性迁徙，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之一，迁徙孕育了坚韧的民族，也催生过伟大的国家。“没有移民就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疆域，就没有中国文化，就没有中国历史。”这是历史学家葛剑雄在《中国移民史·导论》中的观点。从远古至今，中国的移民迁徙源远流长，一是由于天灾战乱引发的自由流民；二是官方基于对*事、*治、经济等原因，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迁徙民众。从历史的角度看，不管是官方移民，或是自发移民，明朝洪洞广济寺大槐树移民，无论从时间上，从地域范围上，从组织规模上来说，都达到了中国移民史上的顶峰，是中国最大的移民运动。
元朝末年由于官府腐败，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趋激化，引发连年不息的战争、起义，战争中的杀戮十分残酷，在数次元*与农民*之战中，全国竟有数百万人被杀。每当元*败之，元*府还下令“拔起地，屠起城”，大杀起义民众。在徐州一战中，杀人如儿戏，“积尸盈路”，“二百里内无复孑遗”。河南、山东、河北、江淮、陕西等地，元*杀沿途府州县男女数十万人，“尸塞河水，水为不流”，造成“户口凋残，十室九空”。经元末动乱，中原地区“无复人迹”。每当人祸酷烈之时，往往又是天灾猖獗之时，元朝中后朝，几乎无一年无灾，水、旱、蝗等灾害纷至沓来，一次比一次严重，人相食啖，白骨积委，死者万数。战乱和天灾使人口大量死亡，给病*的繁殖创造了极好的条件，瘟疫乘机大肆流行。它对人口的毁灭作用，实不亚于战争和饥馑。战乱和饥馑破坏了人们正常的家庭生活，父子离散，夫妻不保，即使有了儿女，也多因无力抚育而夭折。
面对中原地区“积骸成丘，居民鲜少，人力不至，久致荒芜”的残破局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也说：“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于是采纳了郑州知府苏琦，户部郎中刘九皋、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建议。为了巩固明朝的*权，尽快恢复生产，决定了在全国范围内移民屯田奖励开垦的战略决策，于是掀起了明初山西平阳府洪洞县大移民的序幕。
明初的移民屯田，使中原地区的农业刚有所恢复，但明王朝内部又发生了四年之久的“靖难之役”，即民间所说的“燕王扫碑”，燕*在战争中，十分野蛮，抢掠屠杀甚为严重，“燕*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一仗，“燕王乘风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山东临清《李氏族谱》中曰：“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南兵大*追袭，则自南而北。北兵胜大兵犯阙，则自北而南。想尔时，或杀、或剐、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三千里，几为丘墟焉。”又如建文元年，朝廷五十万大*在曹国公李景隆的统帅下，“驰至德州”，驻屯下来，并在此提调各路兵马，进剿燕王的封地北平，大败后“退至德州”。燕兵乘胜攻德州，李景隆退守济南，德州陷于燕*。燕*收德州储粮“百余万担”。稍后南*又“乘隙收复德州”。此后的三年，南*和北*像拉锯一样，投入兵力以百万计，在德州反复厮杀。如此惨烈的血战恶争，老百姓所受的惊扰与屠戮是可想而知的。现在德州郊区长庄乡境内的十二连营，是当年李景隆的屯兵之所，也是南北两*反复争夺的主战场之一。这里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初，还残存着明显的战争痕迹。地上劫灰沉湮，衰草荒丘，冷风斜阳，地下时有明代的箭镞，火器出土。农民耕作时不时会遇上荒冢朽骨，被犁耙带出，当是牺牲的兵士或夹杂着无辜的百姓。康熙年间德州学士田雯有古风《十二连城歌》，记录了当年的战事之状：连城城北十二城，村墟草木皆甲兵；旧*磨灭三百载，天阴雨湿青磷生；当时靖难戒马作，旌旗斜卷安陵郭；五十万师自南来，方山之野扫秋箨！这样，“靖难之役”又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所以继洪武年间洪洞移民之后，又有永乐年间的移民，前后历时五十年之久。
为什么一提起移民人们就想到洪洞，一说到老家人们就提到大槐树。这是因为当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在燕、赵、鲁、豫轮番上演时，东有太行为屏藩，西有吕梁做遮挡的三晋大地，却是另一番景象。洪洞这地方当时是日升月恒，风调雨顺，稼穑葳蕤，百姓胪欢。元人钟迪在《河中府修城记》中写道：“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为一百八十九点一万人，河北人口为一百八十九点三万人，而山西却达四百零三点四万人，比冀豫两省人口的总和还要多。当中原大地人口的天平严重失衡时，素有雄才大略的朱元璋和继承者朱棣，必然把目光瞄定山西，投向晋南，大移民不可避免地要在这里发生。于是这广济寺旁、汾河岸畔的那棵并不超群出众的汉槐便以无与伦比的身姿，走进了历史的风雨，走进了岁月的沧桑，走进了一个民族的记忆，她的汁液浸透了每一个海内外移民后裔的心房。
“山西之地，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在移民的举措中，除遣返、*屯、商屯之外，最难实施、最牵动人心的则是平民百姓的大迁徙。明初山西辖五府、三直隶州、十六散州、共七十九县。移民主要来自辽州、沁州、泽州、潞安州、汾州府和平阳府，这些地区共有五十一县，而平阳府就辖二十八县。可见迁民最多的是平阳，而洪洞当时人口最稠。如今遍布大半个中国的晋民后代修续的宗谱、碑刻里，几乎都记载着祖先来自洪洞，这颇令人费解。但稍一留意有关史乘、方志，便疑团顿释。因当时的洪洞，凭借古驿道，北通幽燕，东连齐鲁，南达秦蜀，西抵河陇，加之广济寺院落宽阔，易于官府设局驻员，集结移民，发放川资凭照。于是，大槐树旁的驿站，便成了大移民的派遣站和出发地。围绕这几次大迁徙，迁徙者及其后人编纂出了种种听来令人百脉沸涌，低徊唏嘘的故事。最为普遍的传说是，大迁徙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朱明统治者设下的一个弥天骗局。迁徙伊始，明*府颁布告示于三晋：“不愿迁徙者，到洪洞大槐树下集合，限三天赶到。愿迁徙者可在家等候。”消息不胫而走，不翼而飞，晋北、晋中、晋南的人拖家带口，携儿挈女簇拥而来，三日之内，老槐树下呼啦啦集结了十万之众。这时，大批官兵蜂拥而至，把手无寸铁的百姓裹了个严严实实，一官员高声宣布：“大明皇帝敕命，凡来大槐树下者，一律迁走！”说罢，官兵恶狠狠地先将青壮年带铐上枷，遂强行登记，强发凭照，一家一户，根绳相拴，如串蚂蚱，十万百姓在刀逼棒喝下，吞声饮恨，踏上了迁徙的路途。
围绕这几次大迁徙，关于“解手”一词的来历及“小脚趾复形”的原因，也曾在冀、鲁、豫一带门道户说，妇孺皆知。大迁民中，移民双手被绑，在官兵的押送下上路，凡大小便，均要向解差报告：“老爷，请解开手，我要小便。”长途跋涉，大、小便次数多了，口干舌燥的移民，使将这种口头请求趋于简化。只要说声“老爷，解手”。彼此便心照不宣，于是，”解手”便成了大小便的同义语。山东有民谣云：“谁的小脚趾甲两瓣瓣，谁就是大槐树底下的孩，”在大槐树公园的祭祖堂里，有两副楹联，一为“举目鹳窝今何在，坐叙桑梓骈甲情”；二是“谁是古槐底下人，双足小趾验甲形”。楹联与民谣，一雅一俗，说的都是足小趾两瓣的事。传说官兵包围百姓后，怕人逃跑，将每人的小脚趾砍上一刀，以做记号。后来，移民的后代脚小趾甲便成了复形。
关于大移民中明王朝设圈套诱骗百姓的传说，有一定的史实依据，蒙骗群众向来为封建统治者的惯用伎俩。“解手”一词的来历，听来也能自圆其说。
有人从《明史》、《明太祖实录》、《明成祖实录》等典籍中，从散乱的明代档案里，索章摘句，缀辑编录，笺注出从洪武元年至永乐十五年的近五十年里，在洪洞大槐树下共移民十八次（洪武年间十次，永乐年间八次）。移民分别迁至京、冀、鲁、豫、皖、苏、鄂、陕、甘、宁等地。大迁徙触动了三晋百姓最敏感的神经，明统治者只得定出移民条律，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移。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中这样写道：“迁令初颁，民怨即沸，至于率吁众蹙，惧之以戒，胁之以劓刑。”全是在强权*治的胁迫下进行的。大迁徙无疑是朱明王朝富国强兵的得意之作，但对一家一户却是莫大的悲哀，大迁徙无情催残着放逐者的心灵，所造成的精神创伤，甚至几代人都难以平复。我们不难想像晋南迁徙者背井离乡时的情景。要就告别“尧天舜日”时即耕过的丰腴土地了，就要告别人们“接姑姑、迎娘娘”时即敲打的那令人心醉的威风锣鼓了，就要告别那碧波盈盈灿若锦缎般的汾水了，就要告别唐代诗翁王之涣即观赏过的令人神迷的鹳鸟了，大批扶老携幼的迁徙者怎能不五内俱焚，寸心如割！乡土的一涧一溪，一寺一庙，一草一卉，早已化为迁徙者生命的血肉。迁徙者们怎能不恋恋依依，声泪俱下！当他们一步一回首，三步一徘徊，挪挪蹭蹭，渐远乡井的时候，泪眼中最后看到的是那棵高大的老槐树，和那老槐枝桠间的一簇簇鹳窝……于是，老槐树和鹳窝便成了迁徙者们诀离故土时的最后标识……
迁徙者们的新辟之地，抑或难觅鹳鸟，抑或“鹳”、“鸹”两个字声母相同，韵母也相近，经几代人的舌传口播，老鹳便成了老鸹窝了。
风尘逆旅，给迁徙者心中留下许多刀刻般的伤痕。山东曹县一刘姓的族谱里，记载着他们的先祖是“独耳爷爷”，独耳爷爷就是因为在迁徙途中多次逃跑，被官兵割掉一只耳朵的。明时移民条律中还规定，凡同姓同宗者不能同迁一地。“行不改名，坐不更姓”是中国文化崇尚的一种人格风骨，这明律就迫使一些同宗兄弟为生活在一起，不得不更姓易名。如河南内*县就有魏姓与马姓，陈姓与邵姓，周姓与单姓，都是异姓同宗。类似这种情况，在河北、山东也枚不胜举。在豫境和鲁境，关于“打锅牛”的传说也广为流传。相传，洪洞县有牛氏五兄弟，在集结于大槐树下后，方知同姓不能同迁一地。五兄弟深知自此要劳燕分飞，天各一方，便匆忙将一口大锅砸成五瓣，各执一片，以备将来做为续祖寻亲的标记。时间是弥合心灵创伤的最好药剂。但在历经六百年风雨后的当今，豫鲁某些农村牛姓素不相识的长者们，见面后还要问“打锅不打锅？”如双方都说“打锅”，便认作同宗一家。
如无根的浮萍，像风吹四散的蒲公英，迁徙者一下被抛进大劫后的荒凉。然而，为了生存，他们没有资格在噩梦里彷徨，他们很快摈弃了人类常有的空虚和绝望，在迁徙炼狱中煮熬过的心，更能驾驭生活道路上的坎坷。移民以老槐腾游时空的气魄和根植泥土的不屈韧性，在他乡异地开始了筚路蓝缕的创业，不辞劳瘁的耕耘。明*府采用“计民授田”的方法，给移民人均荒田十七亩，免租三年，并诏令山东、北平等地的布*使司：“民间田土，许尽力开垦，有司毋得起科。”……迁移者们将凝重的汗珠，结实地撒落在陌生的原野，以强韧的筋骨撑起了另一方蓝天，很快便拓展出一片片生机勃勃的生命空间。至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土地总数由洪武十四年的三百六十六万顷骤增至八百五十万顷，全国岁入税粮也比元代增加了两倍。《明史》曾这样描绘过大移民后的生产发展状况：“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府仓库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洪武二十八年九月，户部尚书郁新奏称：“山东济南府广储，广斗二仓粮七十五万七千石有奇……二仓积蓄既多，岁岁红腐……其今年秋宜折棉布，以备给赐。”
大迁徙给明初社会带来了经济繁荣，但比这一时的经济繁荣更为珍贵的是，它合理地分布了人口生存的空间，移民与当地土著民在文化上、心理上、习俗上经过长期的掺和、交糅、渗透，地域文明必然会相互关照，培育新的文明种子。
明初洪洞古槐树下的迁民，曾分布全国十几个省市，冀、鲁、豫一带半数以上的村庄是明初移民建立的，这些移民的后代不少又随着岁月而萍飘蓬转。明中叶以后，又由于各种自然灾害的不断发生，大槐树的移民们又背井离乡。如*河决溢时，在山东省的史志上有这样的记载：洪水泛滥时，“水及树梢，陆沉连海，官塘市路，弥漫而不可辨，舟筏任行水上，浮尸积骸塞途蔽川，幸存下来的人们只得抛荒故土，流落他乡。”除水灾之外，明崇祯九年至十五年，*河、长江中下游及华北平原地区，又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大蝗灾。此次大蝗灾无论从历时和涉及到的州县数目来看都是明代以来见于记载的蝗灾规模最大的一次。七年之久的蝗灾，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损失，也给社会带来巨大动荡。明万历四十八年间，有灾荒记载的占二十五年，崇祯时更是大灾连年。崇祯二年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中叙述了当时陕西地区的灾情。“大旱，颗粒无收，八九月间，灾民先是吃‘味苦而涩’的蓬草，勉强可以苟活。到了十月以后，蓬草尽，就剥树皮吃，其时尚能延缓死亡的来临。到了年终，树皮尽，只能在山里挖青叶石吃，青叶石‘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最后竟导致了惨不忍睹的人吃人的现象。”其实这种悲惨的情景不仅出现在陕西地区，也不只是崇祯时才有，万历二十九年冯琦在奏疏中就说：“秦晋……民食土矣，河洛……民食雁粪矣，齐鲁继之，吴越、荆楚又继之，三辅又继之，老弱填委沟壑，壮者展转不食，东西顾而不知所在”。中原数省连年灾荒，社会经济崩溃，“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人民无法生活，“有夫弃其妻，父弃其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壑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杀者”。见于上如此，许多移民后裔四分五裂，迁徙各地，有不少逃难避乱者返回山西，返回洪洞。
明朝中后期，官吏不顾人民死活严催赋税，任意压榨人民，澄城县官张斗耀就是这种敲骨吸髓的恶吏，天启七年，澄城县几百个无法活命的贫苦农民在王二领导下，冲进县城，杀死张斗耀，从而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帷幕。
清朝在全国的统治逐渐稳定和巩固，满族贵族采取了一些减免赋税、招民垦田的*策。不过，清朝的统一战争还在进行，满族贵族推行的一些民族压迫*策遭到了汉族人民的反抗，局部地区的人口仍在减少。如清*南进过程中，广大汉族人民因为反对剃发易服群起抵抗，清*痛恨人民的反抗，破城后便进行血腥屠杀。顺治二年五月，清*攻破扬州，十天之内杀死八十余万人，把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繁华富庶的城市变为废墟。同年元月至八月，清*三次屠城嘉定，死难两万余人。清*攻破江阴城后，大肆屠杀“满城杀尽，然后封刀”，死难者达十七点二万余人。此外，松江、漳州、广州、南昌等城市，也都程度不同的受到清*的洗劫，致使这些地区“弥望千里，绝无人烟”，为后来洪洞移民后裔的迁徙、流入埋下了伏笔。康熙十二年发生的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延续八年之久，波及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湖南、四川等省，以及江西、浙江、陕西、甘肃、湖北部分地区，使这些地区的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损失，致使全国人口连续几年呈下降趋势。除战乱以外，清*府为了维护贵族的特权地位和八旗士兵的生活，多次在近京各州以及顺天、保定、河间、易州、遵化、永平等府、州、县内圈占土地，后来，随同满州八旗驻防，又扩大到山东济南、德州、山西太原、平阳等地。被圈地区人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有父母夫妻同日缢死者；有先投儿女于河，而后自投者；有得钱数百，卖其子女者；有刮树皮掘草根而食者；至于僵卧路旁，为乌鹫豺狼食者，又不知其几何矣。田园荒芜、人口减少的现象于此可见。灾害和瘟疫也影响了这一阶段的人口数量。因为灾荒，直隶“极目荒凉”，“百姓流亡十六七”。山东“地土荒芜，有一户之中止存一二人”。河南也“满目榛荒，人丁稀少。”
清朝八旗*有“禁旅八旗”和“驻防八旗”之分。禁旅八旗驻扎京师地区，负责保卫宫廷和拱卫京师。驻防八旗分驻全国各地，包括内地各省、东南沿海、畿辅地区、西北边关，总数当有十五万人。此外，遇有重大*事行动，例如康熙皇帝三次亲征噶尔丹，乾隆皇帝平定大小金川等，都曾调动东北各少数民族*队入关作战，有的长达四五年时间。“其庆生还者十不一二也。不死于锋镝战争之场，即死于溽暑疠疫烟瘴之地”。
清*府还曾组织东北各少数民族士兵携眷去新疆戍守。乾隆二十七年，清*府平定准噶尔之后，决定在达斡尔、鄂温克等少数民族中抽调青壮年组成“索伦营”，远戍新疆，连同家属总计二千多人。后来，他们就定居在伊犁霍尔果斯河畔。乾隆二十九年，清*府又抽调东北锡伯族官兵一千余人，连同家属共三千余人，到新疆伊犁河南岸驻防。以后他们就长驻在那里，世代相袭。
由于上述这些情况，就使得东北边疆地区人口更加稀少。加之清*府长期实行封禁*策，严禁汉族人民迁入，于是东北更加荒凉，人口数量处于衰落状态。
康熙年间，一些旗人由于“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环聚于京师数百里之内，其生计日蹙”，清*府为了解决他们的生计，雍正元年六月，在热河、桦榆沟、喀喇和屯三处屯田，从京城满州、蒙古八旗中择取没有产业的旗丁八百名，前往移垦。乾隆皇帝即位后，继续实施这一*策。乾隆九年至十年，京旗闲散余丁共一千人移往东北中部地区的拉林垦种。乾隆二十一年到二十四年，又有闲散京旗二千户迁到拉林地方垦荒种植。道光年间，清*府继续迁移京师八旗闲散人员前往东北地区垦种。据不完全统计，从乾隆朝初年到道光朝中期，清*府移往东北各地从事垦殖的京师闲散旗人总计五千一百八十五户，二点六万余人。同时，还把各种“罪犯”流放边疆地区也是清*府有组织实施移民的一种方式。清朝刑法中规定：“罪莫重于死，死罪之次即为流。”流刑分附二千里，近边二千五百里，边远三千里，极边烟瘴俱四千里等不同级别。流刑最初发遣的地方是东北尚阳堡、宁古塔、乌喇，以后扩及到齐齐哈尔、黑龙江、三姓等地。乾隆年间清*府平定准噶尔叛乱以后，新疆开辟，便改发往伊犁、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地。
被流放的人员中，既有王公大臣，也有一般百姓，还有热衷于功名的读书人。他们有的参与了皇权之争，有的参与了三藩叛乱，有的是贪污受贿、徇庇失职、枉法害民，有的是与科场案、文字狱有牵连，也有的是作战不力，还有的是抢劫偷盗、杀人放火，以及反抗清*府统治，原因多种多样。
发遣到东北的流人多当苦差，或充当驿卒，有的给八旗人为奴，一些文化人也有的教当地八旗子弟学习汉语。清前期东北流人到底有多少，史书没有确切记载。有的说康熙年间，发遣黑龙江当差为奴的已有数千人，吉林地区有万人以上。有的学者估计，仅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九十年间，被流放至东北者不下十余万人。
发往新疆的流人多从事农业生产，从哈密、巴里坤、辟展、乌鲁木齐，到昌吉、玛纳斯、伊犁、塔城、叶尔羌、和阗，分布地域很广，他们屯田的地方，一般被人称为“犯屯”或“遣屯”。
清前期新疆流人的数目，史书上也没有明确记述。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伊犁将*伊勒图奏称，伊犁遣犯，积有三千数百余名。伊犁安置遣犯是从乾隆三十一年开始的，十七年中达到三千多名，平均每年约有一百八十名。另据乾隆三十二年四月*机大臣奏称，定例以来，每年各省改发不下六七百名，积而愈多。若以这一数目统计，清代前期发往新疆的流人当有五万余人。另外，随着八旗*兵的相率入关，还有大批百姓也进入关内，种地纳粮以供*需。结果，奉天地区“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顺治十年，清*府颁布了《辽东招民开垦授官例》。鼓励关内汉族百姓到关外垦荒，规定了招民额数和相应的授官品级。
从顺治年间开始，清*府还通过有组织的移民方式增加四川的人口。如前所述，康熙年间，四川人口不足一百万，这是因为明末清初数十年内，天灾、兵燹不断造成的。许多地方都是“圮城败堞，咸封茂草，一二线黎，鹑衣百结”。为了改变这种“有川之名，无川之实”的状况，顺治十年，清*府提出“四川荒地，官给牛种，听兵民开垦”的优待*策。康熙年间，清*府又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移民的措施，结果，湖南百姓，携男契女，日不下数百名口，纷纷尽赴四川垦荒。从康熙三十六年到康熙五十一年，仅零陵一县就有十余万众。雍正、乾隆、嘉庆三朝，清*府继续采取和完善移民入川的各种措施。于是，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西、贵州、山西、山东、河南等省的百姓大规模移居四川，其中尤以湖广为多，史称“湖广填四川”。这样，到了道光朝中叶，四川便成了人口超过两千万的大省了。
清*府还组织移民往河西、新疆屯田。河西指的是嘉峪关以西的今玉门、安西、敦煌境内。康熙五十六年，甘肃巡抚绰奇奉命招募无业贫民九百六十户，分别安插在西吉木、达里图、锡拉谷尔等些地方。雍正四年，又从甘肃省一些地方招募无业贫民二千四百户，迁徙到沙州。上述两次移民三千余户，约一点六万人。河西移民屯田的结果，巩固了清*府西部的边防，增强了与准噶尔蒙古对峙的力量。
清*府平定准噶尔蒙古、统一新疆以后，从乾隆中叶开始，先后在天山北路的巴里坤、乌鲁木齐等地招民屯垦，从道光七年开始，在天山南路的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地也招民屯垦。目的是为了移民实边，巩固边防。从乾隆二十七年到四十五年，应募赴天山北路屯田的约有八千户。他们有的来自内地，有的来自甘肃。乾隆五十四年，巴里坤、乌鲁木齐有移民十二万余口。嘉庆八年，增加到十五万余口。有人统计，到嘉庆末年，天山北路移民大约在二十万人左右。道光十五年，天山南路的移民仅有五百余户。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的流民迁徙，在清代前期的人口流动中占重要地位，规模和数量，都远远超过清*府组织实施的移民。
从清初开始，由于满族贵族在京畿地区圈占土地，就已经产生流民。后来，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自然灾害的发生，流民越来越多。一般说来，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的流民多向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移动；南方的流民多向云南、贵州、广西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移动，也有的向台湾和各省边远山区移动。
清初，清*府对蒙古、东北并没有实行封禁*策。当时，由于内地连年战争，社会经济受到破坏，大量在内地无法生存和破产的农民，来到内蒙古沿边一带开荒种地。在东北，清*府废除《辽东招民开垦授官例》以后，关内汉民仍以自发形式流入。到康熙朝中后期，在塞外和关外行商垦田的汉民已有数十万之多，清*府先后设立一些府、厅、州县等行*建置，加强管理。
从乾隆朝初年起，清*府开始对蒙古、东北实行封禁*策。实行封禁*策的原因，在内蒙古，为的是阻止蒙汉族人民接触，防止蒙古地区受汉族影响。在东北，则是为了维护旗民生计，保持满族旧俗。封禁*策虽然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它在现实生活中未能很好地贯彻执行。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关内北方各省经常发生自然灾害，灾民们为了求得生存，便不顾一切违禁出关。而清*府为了稳定社会秩序，防止民变发生，巩固统治地位，也只好采取明禁暗弛的态度。结果，进入内蒙和东北的汉族流民越来越多。有人估计，内蒙古地区流民最少也有百万，东北地区则有二百万之多。
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人口相对稀少。康熙年间，清*府统计户口数字，云南只有十万余丁，乾隆朝以后，由于湖北、广东、四川、湖南大批流民的涌入，云南人口迅速增加，道光年间，已经达到六百万人左右。流民们砍树烧山种植苞谷，依山寨，开挖荒土，携挈妻孥，风餐露宿，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生存。
贵州在清初年间人口稀少，人丁数字仅有二万。从雍正年间起，由于四川、两湖流民的移入，人口不断增加。乾隆朝中期，贵州的贵阳府、安顺府、思南府共增加十二万户，约六十万人。全贵州人口则增加到三百万余；道光年间，已经达到六百万。流民们租垦荒山，终岁竭蹶，仅足糊口。最初，广西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多数，全境人口不过几十万。后来，随着汉族流民的移进，汉民比重明显上升。移往广西的流民有来自湖南，有的来自广东，也有的来自福建。他们垦荒种地居多，也有少数人从事贸易。道光朝中叶，广西全境人口已达到七百多万。
清初实行迁海令，东南沿海各省产生的流民，一部分迁往台湾，总计约有十五至二十万人。清*府统一台湾后，禁止大陆移民携眷赴台。乾隆二十五年，禁令废止，广东、福建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纷纷移居台湾，从而出现了向台湾移民的高潮。道光朝中叶，台湾人口总数由清初的不足三十万人，增加到二百余万口。
安徽、江西、江苏南部，多丘陵和山地；四川、陕西、湖北交界地区，多高山溪流。清代前期，上述各省的边远山区也有许多流民迁入。他们散布在山谷之间，搭棚居住，垦荒种地，生活十分艰苦。雍正年间，安徽、江西南部的流民多达数万人。嘉庆年间，陕西南部兴安的人口已有数十余万。
在晚清时期，由于清王朝的统治日趋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至，社会动荡不宁，直接影响到社会人口的增殖，使清代前期以来全国人口迅猛增长的势头一度受到阻遏。大致来说，晚清十年间中国人口发展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鸦片战争后十年左右的持续增长；太平天国期间的人口锐减；光绪、宣统两朝的缓慢恢复。至于人口损耗的原因，首要的是由于战争中的残酷杀戮。清朝统治者把卷入起义的人民一概视为“大逆不道”的“贼匪”，鼓励其爪牙大开杀戒，推行屠杀*策。湘*统帅曾国藩开导其弟说：“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他指挥的湘*在攻陷九江、安庆、南京后，都是不分男女老幼，“诛戮殆尽”，“一律斩剃无遗”。曾国藩因此获得“曾剃头”的绰号。左宗棠镇压西北回民义*时，滥肆残杀，每克一城，屠戮辄以千计。据《平定关陇纪略》统计，清*在镇压回民起义时仅在交战中“阵斩”的义*至少达三十八点八万人，所杀无辜平民则以百万计。甘肃回民原有三百万，经战乱减少到了三分之二。太平天国方面虽然明令“官兵不留，百姓勿伤”，但在激烈的*事战争中，杀戮波及平民则难以避免。如咸丰十年，太平*攻占无锡。*和锦上表洪秀全称“共杀男妇老幼妖民十九点七万余人”。咸丰十一年太平*攻打杭州时，杀城中*民十四万余人，以上说法不免有所夸大，但说明太平天国戒滥杀的规定并未得到严格遵行。不过，在整个战争中，清朝官*的滥杀行为远远超过起义*方面。其次是因战乱而病饿致死。如咸丰八年，昆明“疫疠大作，病饥饿死者日从城上弃之，不计其数”。同治元年永昌府“瘟疫大行，尸骸遍野”。死于饥饿的平民百姓，或避乱于荒山僻处，无食饿死；或处在围城之中，断粮而死。如咸丰十一年，杭州被太平*围困，城中粮尽，饿死者不下十万余人。病饿致死的人数难以统计，其数量决不会少于战场阵亡者，而且这些人多是平民百姓。再次，人口统计中的损耗还在于战乱中因转徙流亡或卷入起义*而脱籍者为数甚多。在浙江的杭州、湖州、金华、衢州一带，“居民大半逃散，田地荒芜者甚多”，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人民参加了起义*。
光绪、宣统两朝是晚清社会在经历了剧烈动荡、人口连年减少之后的缓慢恢复时期，时间持续了近四十年。
在镇压了以太平天国为主体的全国农民起义后，清*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采取了一些恢复社会秩序和生产的措施，如招集流民，垦辟荒地；适当削减兵灾严重地区的赋税；整顿保甲制度，稽核全国人口等。
中国是个多灾的国家，晚清时期各种自然灾害不仅发生频繁，而且波及地区广袤，导致大量人口的死亡。全国许多地区常年遭受水、旱、风、虫、雹、霜等灾害的袭扰，造成饥民遍野，饿殍塞途的惨剧。山西省在光绪三年出现多年未有的大旱，全省赤地千里，禾苗枯槁，被灾州县八十四个，被灾饥民达五百余万，“饿死者十五六，有尽村无遗者”，再如，宣统三年，江苏、安徽遭受严重水灾，“自去秋至今，饥毙人数多时每日至五六千人。自秋徂春至二月底止，江皖二十余州县灾民三百万人，已饿死者约七八十万人，奄奄待毙者约四五十万人，就赈得食者约一百四五十万人。”据统计，在光绪元年至宣统三年的三十六年间，*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十二省（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共有一千三七十六个州遭受水、旱、风、虫等自然灾害，平均每年受州县达三百七十四点三之多。而在道光二十六年至同治十三年的二十八年间，上述地区受灾县只有四千八百五十四个，平均每年有一百七十三点四个州县被灾，年均受灾州县数量仅及光绪元年至宣统三年间的百分之四十六点三。可见，光宣两朝自然灾害发生率大大提了。
战争同样是制约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东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不断把侵略战争强加于中华民族，给中国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侵略*在我国东北等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仅在旅顺一地就残杀我国同胞二万人。义和团运动时期，八国联*在京津及华北、东北肆意残杀中国人，仅沙俄在东北制造的海兰泡惨案、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及其他屠杀事件，就使我国东北人民被“枪毙、水淹、火焚不下二十万”。日俄战争以我国东北地区为战场，死于战火中的无辜百姓数以万计。同时，清*府对广大人民的反抗斗争，往往采取严厉镇压的手段，无数民众被屠杀，造成许多地区人口锐减。
由于战争、灾荒经济变化等因素的作用，晚清社会出现了新的人口流动，局部性地改变了既定的人口分布格局。规模较大的人口流动主要有如下几项：一是因太平天国战争而形成的战争难民流动。咸丰元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遭到清*府的残酷镇压。双方在大江南北展开长达十余年的激烈战争。苏、皖、浙及鄂、豫、鲁、赣等人口密集的省份，成为战争双方激烈斗争的战场，社会生产生活条件遭到严重破坏，人口大量损耗。被兵最严重的苏、皖、浙三省人口损失达五千一百六十点零八万人。其中除去卷入战争的和死亡的之外，有相当多的远避他乡，到邻近省份及上海等城市，出现了因战争而形成的人口流动。流入上海的人口大多汇聚在租界区。到同治四年公共租界的外侨有二千二百九十七人，而华人则达十五万人之多，提高了租界人口在当时整个上海人口的比重。二是内地人口向东北、西北及台湾等边疆地区的流动。早在鸦片战争以前，不少内地人民不顾*府的禁令，迁移到内蒙古、西北边疆及东北地区，开晚清时期人口流动的先河。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清*府禁止人口流动命令的废止，内地人口流向边疆的势头越来越大，不仅局部性的改变了中国人口的分布不平衡状况，而且促进了边疆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东北地区包括今天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旷人稀，沃野千里。由于这里是清朝统治者的发祥地，康熙、乾隆曾颁发禁止流民移入的法令。三省人口不仅数量少，而且发展缓慢。到道光三十年，辽宁人口有二百八十二万八千一百人，吉林有三十二万六千六百人，黑龙江有二十五万九千七百人。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内地不靖，再加上地狭人稠、灾害频繁等原因，华北地区的百姓纷纷离乡背井，去东北谋生。清*府的禁令遂废止。光绪朝后，清*府为解决财*困难，采取放荒、免税、补助等措施，鼓励内地人民到关外（指山海关以外的东北三省）开垦荒地。一时间，直隶、山东等地民众扶老携幼，艰难地行走在通向东北的道路上。有人描述东北地区开禁后的移民状况时写道：“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独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孩哭者眠者，夫以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少女相依，跟跄道上……前后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逆旅所共寝食者山东移民。”此外，沙俄修筑中东铁路招募了大量工人，在光绪二十六年已有华工六点五万人之多。到宣统三年，辽宁人口达到一千一百二十万零五千二百六十七人。吉林为五百五十三万八千四百零五人，黑龙江为三百二十万零五百五十四人，三省合计为一千九百九十六万四千二百二十六人。是年三省总人口是道光三年人口总数的五点九倍，人口密度的排序大为提高。
内蒙古地区在清初曾禁止汉人进入，康熙年后随着“招垦令”在全国推行，清*府对蒙古地区的封禁稍弛。晚清时期由于内地人民涌向塞外者日多，清*府不得不在光绪二年废除了“禁止眷属出关”的法令，实行“恤蒙实边”、“开放蒙荒”的*策，引起了长城以南的人口向外的流动。道光三十年内蒙人口共一百二十七万八千三百二十一人，到宣统三年增加至一百五十四万六千零七十九人，增加了近二十七万。
包括今天新疆、甘肃、宁夏、青海、西藏等省区在内的我国西部地区，历来人口稀疏。清*府对新疆、甘肃、宁夏、青海等地，一直实行放垦*策，但因距内地过远，交通不便，移住的民众很少。经过十九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的西北回民反清战争后，这一地区人口大减。八十年代以后，清*府为了加强对西北边疆的控制，实行招徕开垦*策。使内地人口大量流入，西北各省区的人口有所增加。如新疆在宜统时期，共有户四十一万二千九百六十九，人口二百零一万七千九百三十一，其中外省人口共八点一万余人，而道光三十年全疆只有七十三万四千三百八十九人，人口净增将近一百三十万人。
台湾在明清两朝有过两次较大规模的人口移入。一次是在明末清初，郑成功抗清退守台湾，带去水陆官兵眷口近四万人。清朝统一台湾后，又有闽、粤数十万渡海入台。到嘉庆十七年，台湾人口已达二百一十万。晚清时期，尤其在光绪朝以后，台湾得到进一步开发。清*府曾在福州、厦门、广州、汕头、香港等地设立招垦局、招商局，以各种优惠*策鼓励大陆向台湾的移民。到光绪十一年，台湾人口已达三百五十万人，是嘉庆十七年台湾人口总数的一点七倍。中日战争后，台湾因被日本占领，使大陆移民迁台的浪潮停滞下来。日本当局为了巩固在台湾的统治，曾把大批日本人迁到台湾，到光绪三十一年时，台湾有日本移民五万九千六百一十八人，以后增加到数十万人。构成台湾在日据时代移民的重要特点。三是海外移民。我国人民移居海外的历史，可以追测到久远的年代。远的不说，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就有大量中国人迁移海外。清朝初年实行闭关*策，出洋禁令甚严，但仍有少数人违禁而流迁海外。而葡萄牙、英国等殖民主义才则以澳门为据点，掠贩华工运往美洲各国，也是人口外迁的一种特殊形式。不过，在鸦片战争以前，移迁海外的中国人主要去向是南洋，去其他地方的数量不多。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禁海令随之瓦解，出现了新的移民海外的潮流。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民众，鉴于国内人稠地狭，生计维艰，成群出海谋生。何如璋在给友人信中曾提到这种情况：“粤东生齿过繁，久有人满之患。三十年以来谋生海外者，其数既逾百万，其始多不肖奸民，脱逃转徙，以外国糊口较易，稍稍艰衣缩食，便能捆载而归；后遂有正经商人，携本觅利者。”出洋之民，有去南洋的，也有去南北美洲、澳洲的，光绪朝后东北人民赴俄国者日益增多。据有关史料记载，光绪二十一年，流入俄国的华民约一万六千五百名，光绪二十二年超过三万五千名，光绪三十二年增至七万名。
劳工输出是晚清时期移民的另一种形式。但在西方殖民主义者操纵下的所谓“劳工输出”却是不折不扣的人口贩卖，内中的丑行和罪恶，骇人听闻。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侵略者变本加厉在中国沿海各通商口岸掠卖华工出国。厦门、广州、汕头、香港、澳门、上海等地，是他们掠卖华工的主要场所。外国人口贩子利用他们豢养的地痞流氓，使用各种卑鄙凶残的手段，绑架、捕掠和诱拐华民把他们当作“猪仔”运往海外，据估计，在嘉庆六年到道光三十年间，被掠卖出国的华工约达三十二万，平均每年多达六千四百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在道光二十年以后被掠卖的。咸丰十年，英法等国强迫清*府签订了《北京条约》，把准许招募华工出国作为条款列入其中。从此，华工出国便“合法化”了。据统计，光绪二年至二十六年间，出国华工总数七十五万余人，去美洲（包括南北美洲各地及夏威夷群岛，不含美国）者二点一万人，去美国者一点二万人，去东南亚者七十万人，去澳洲、新西兰者零点八万人，年平均人数三万人，是道光三十年以前年平均出国人数的四点七倍。被掠卖的华工境遇极其悲惨。他们的悲惨遭遇，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残酷压榨的见证。据担任过新加坡总领事的张振勋估计，晚清时期从国内迁移海外的人口总数不下五百万。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不仅对所住国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加强了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联系和友谊。四是从农村向城市的汇聚。这种现象的出现，不仅是中国传统农业经济衰败、破产的结果，而且也是在鸦片战争后出现的近代城市化的产物。鸦片战争以后，由于社会*治、经济发生重大的变化，各地城市有的衰落不振，有的发展缓慢，有的勃然崛起。例如，由于海运和铁路的兴起，使大运河萧条，运河沿岸的大批城镇，包括山东的临清、德州、济宁，江苏的淮阴、淮安、扬州，上海附近的浏河、嘉定，浙江的南浔等旧有的著名城镇出现了人口萎缩、经济衰退的情况。原来作为封建*治统治中心的一些城市，如北京、西安、太原、兰州、成都等，或者略有发展，或者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而在鸦片战争后由租界和商埠发展起来的城市，不仅变化大而快，而且数量众多，富有生气，汇聚了大量人口。这些人口绝大多数是来自于农村的破产农民。
民国初期，整个社会移民大趋势仍然是沿着近代形成的人口三大流向而进行，即华北诸省人口“闯关东”，*河长江流域各省人口“走西口”，东南沿海各地人口“下南洋”。其中以“闯关东”进入东北三省的最多，其次是“走西口”往内蒙及西北其他省区的。“下南洋”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移民实行限制或禁止*策，数量不断减少，但移往东南亚谋生的人数仍然很多。
现代史上促发移民的原因很多，自发移民的主要动因是经济利益驱动，向移居地迁移就是为了寻找更好的经济生活环境。战争、灾荒及其他*治原因，也往往成为人口迁移的强大驱动力，这种情况下的人口流动带有浓厚的强制色彩，抗日战争就极大地改变了民国时期人口流动的正常规模和方向。一是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东北和西北移民。辛亥革命胜利后，南京临时*府成立拓殖协会，开展东北、西北的移民垦荒事务，东北地方*府也颁布各种奖励垦荒办法，使东北人口迅速增加。年东北三省共有人口一千六百七十七点八万人，年激增为二千三百一十五点六万人，年增加到二千九百一十九点八万人。二十三年间人口增加一千二百四十二万，共增长百分之七十四，年均增长率在千分之三十二左右，大大高出同期全国的自然增长率，显然主要是人口机械移入引起的人口增长。
年以前，东北移民增长是比较平缓的，年以后形成移民高潮，持续到年九一八事变之前。据陈翰笙估计，年到年间，由山东、河南等省前往东北移民不下五百余万人，其中留居者约三百万人，平均每年移入六十万人，留住三十至四十万人。年移入最多达一百零五万人，留居七十万人。陈达估计与此相近。这时人口迁移高潮主要原因是华北各省*阀混战，加上年至年华北遇上空前的旱涝灾害，人民生活困难，不得不外出谋生。可以说东北移民中很大部分具有灾民性质，或由灾民转化为移民。年以后，东北移民主要向农业方向发展，因而全家性移民增多。据哈尔滨移民收容所调查，在年的三万余名移民中，“男子是一万八千人，女子八千人，小孩四五千人”。“另就从大连上岸者观察之，女子人数亦有所增加。到民国十五年时，女子更为增多，无家族同时者特少”。这时期东北移民大部分涌入北部黑龙江地区，小部分在南部辽宁、吉林。
东北移民最主要来源是山东，其次为河北、河南。山东约占移民的百分之八十。这与山东人口总数大、密度高、灾荒重、有向东北移民传统等有关。民国时期东北移民迁徙路线基本仍循传统的“泛海”、“闯关”二途。水路从天津、烟台、青岛出发至大连、营口、海参威等港，然后改乘火车分赴各地。陆路入关主要通过南满和京奉两路。尽管当时归中国*府管辖之下的铁路各线准许移民半价乘车，但移民的迁徙境遇，仍是十分悲惨的。多数移民因缺少旅费，“在船则坐于甲板之上，在车则乘特备之货车”。甚至有人身无分文行乞而行，因而沿途冻饿而死者不在少数。时载：“由济宁到青岛途中饿死之儿童与老人到处皆是，地方官熟视无睹，唯知照常收取租税，于是卖儿女以充费者往往有之。在青岛出发之儿女每名二三十元，到奉天不过十余元。”可见到奉天后，移民旅费多已用完，被迫出卖儿女者甚多。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三省，限制内地人出关，东北移民人数锐减，留居人数年至年间也减少到每年平均仅约五万人，年至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出关人数略有增加，每年约五十到六十万人，留居人数在二至二十万不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由于人力资源匮乏，对移民出关不再限制，年出关的劳力增至一百万人，年达一百二十万，东北移民又逐渐恢复起来。胡焕庸估计，自十九世纪末至解放前夕的五十年间，由关内迁移到东北三省的人口共有三千万左右。
民国时期，西北移民主要指向地广人稀的内蒙古（绥远、察哈尔、热河一部分）及青海、甘肃、新疆、宁夏等地。民国建立后，除新疆*阀杨增新出于私利极力反对外，其他各地区都相继成立垦务总局、招垦总局、垦殖公司等各种移民垦荒组织，开展移民垦殖活动，使西北移民一度兴旺起来。陕西、山西、河北、河南、湖北各省都有向西北移民的传统。尤其是内蒙古地区，由于交通方便，一向是西北移民的主要地区。民国元年以后当局发放荒地认垦，使移民络绎不绝，每年仅山西一省到察哈尔认垦的农民就数以万计，到年察哈尔招垦总局撤销时，共丈放荒地六点六万余顷，形成数百个移民村落和集镇。内蒙古人口的变化也充分反映移民的影响，自十九世纪初叶到一九四九年，内蒙古人口从二百一十五万增加到六百零八万，一百四十年间人口增长了百分之一百八十三，远远高于同期全国人口的增长速度。而同期内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人口由一百零三万下降到八十三万人，减少了近百分之十九，而汉族人口却增加了百分之四百一十五。尤其是辛亥革命后到抗日战争爆发这二十五年中，该区汉族人口由一百五十万增至三百七二万人，出现汉族人口移入的高潮。到全国解放时，该区汉族人口已增至五百一十三万人。这年均千分之六十多的人口增长率，显然是人口机械变动的作用。青海的移民也很活跃，仅年青海垦务总局便发放荒地二十万七千七百五十余亩，开垦如此之多的荒地，至少也需移民数万以上。
但总的来说，西北地区由于自然条件限制，在民国时期并未形成像东北那样的大规模的移民浪潮。
抗战时期的人口流动和迁移。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在日本侵略*进攻之下，国土大片沦丧。由于日本法西斯*队对中国人民采取惨无人道的屠杀、掠夺*策，使战区、沦陷区及其附近地区的人民为躲避战乱而大量地向后方安全区转移，从而极大地改变了正常时期人口流动的类型、规模和方向，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异常”的人口移动浪潮。
抗战时期的人口流动不同于平时一般的人口流动类型，表现出很强的无序性和难民色彩。战争空前残酷使大量的和平居民为躲避战火而离开家园，成为难民，这种自发性难民人口流动具有很大的盲目性，他们不知要流落到何时，也不知最终要到何地，但基本上不想在外地定居下来，这就与正常时期为谋生或逃荒的移民有很大的区别。后者往往对于去何处、是否留居有一定的计划。当然抗战中不乏随*府或工厂西迁的大量人口，他们基本上可以稳定地留居一处工作。但大量的难民个体却几乎在整个抗战时期一直流亡在外，过着“处处无家处处家”的生活。据史料记载，广东新会陈华一家，自年家乡沦陷后，全家五口辗转流落到长沙、武汉、安徽等地，后又从安徽到湖北战时省会恩施，年底又从恩施到贵州，在贵州无法生活下去，最后流亡到四川，但陪都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他在申请救济的报告中写道：“眼矇子幼，嗟无食可充饥；到处乞讨，怜求助无门路。”又有江苏六合县难民谢玉卿，抗日战争初期由家乡逃难出来，最后到了重庆，丈夫于年去世，留下二子三女，以致生活无着。典型的例子还有难民怀苏，其一家年从江苏逃出，经汉口、衡阳而至桂林，年湘桂战役时又从桂林逃往贵阳，不久又逃到重庆，其流亡时间几乎与抗战时间相等。这种由于战争的逼迫而不断迁移的现象正是抗战时期人口流动的特点。
抗战时期人口流动的规模也是巨大的。由于战争波及范围极广，几乎绝大部分人口密集省区都遭战火，这样因家园被毁或保存生命而逃往外地的人口数量就非常之多。战时人口迁移的资料由于战乱十分缺乏，但可从难民的规模看出来，年初有人估计，全国难民已在三千万以上，之后随战争扩大，难民当更多。整个抗战时期的难民，年桂林《大公报》估计为八千万人，年《中华年鉴》公布为四千万人，当今有的研究者推算在六千万人以上。当然，难民并不等于移民，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在战争过后就返回家园，但另一部分则可能加入长距离的人口迁移的行列。在整个抗战期间迁入西南、西北各省的人口数字同样没有精确的统计。年初，远东评论记者估计抗战初期移往西部各省的江南居民达一千六百万人。国民*府赈济委员会统计，在年至年间，经该委员会移民至后方者达一千七百一十三万多人，后方各省市县收容救济的难民三年间达六百七十多万人。有学者推算抗战八年移入云、贵、川、陕、甘等地的人口约在千万左右，另有学者估计在三千万人以上。如取最低数移入一千万左右，数量也是可观的。
抗战时期人口移动的流向也打破了传统的往东北、西北地区的习惯，而主要往西南、西北、中南地区，尤其是西南地区。西南移民主要集中在四川省，云南、贵州、广西、湖南等省也有分布。西北移民以陕西为主要集散地，然后向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移动。人口的迁移导致了以上各省人口的迅速增多，作为抗战时期人口的主要迁移地，陕西、四川两省战时移入外来人口均在一百万左右（年统计），其他各省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多。如云南省年人口是一千一百七十五点五万人，到年时达一千五百九十五万人，十六年中人口增加四百多万，移民比重是很大的。又如甘肃年人口五百六十六万，年增至九百六十八万，其人口机械移入的比例也是很大的。抗战时期移民来源，北方主要为河北、河南、山东等省，南方为江苏、安徽、湖北等省，以南方各省人口居多。
战时西迁移民除大量的**机关人员、工人、知识分子外，最主要的是家园被毁的农民，他们是战时流动人口中最悲惨的群体。内迁人口的大部分，战后都陆续向原籍回流，这种返家的行程，对老百姓来说，仍旧是异常艰辛的。
抗战时期，除人口大量地向西北、西南大后方流动外，在沦陷区、敌后抗日根据地也有一定规模的人口流动。
解放战争时期的人口流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内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并没有停止。先是抗日战争时期向西南、西北等地区迁移的人口大规模地向原移出地回返，接着是国共双方的大规模*事行动，都使国内人口的分布发生重大变化。而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人口流动的重心和方向也不断发生改变。
从年下半年起，国共双方都大量增兵东北，使东北三省人口剧增。辽沈战役进行时，双方*队又向辽宁、吉林二省集中，二省人口迅速增加。辽沈战役结束后，随着中国人民解放*的大量入关，东北人口又锐减。之后，随着战略重心的逐渐南移，人口流动的重心也向南推。新中国建立前后，伴随着人民解放*向华中、华南和西南进*，南方各省的陆续解放，许多南下的人民解放*干部和其他人员因工作需要而留在南方各省，变为移民。
解放战争时期最大的一次人口迁移活动当属国民*一九四九年向台湾溃逃而引起的人口大量移台。据统计，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后，年总人口为六百零九万，而到一九四九年增加到七百三十九点六万，除去年至年的自然增长五十六点三万人外，其余的增加数主要是外省机械迁入人口。又据年台闽地区人口普查，光复后来台的外省籍人口共六十四万余人，以年移入者为最多，达三十余万人，占来台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七点五，且此项户口统计不包括未申报户口的现役*人。一般估计，随国民*由大陆迁台的人口约在二百万左右。
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民国时期，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是民国人口迁移的重要组成部分。陈达在三十年代初就注意到这种趋势，他指出：“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城市的人口迁移，这种迁移的结果，不断使许多青年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地连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竟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城市流入，确是普遍事实。
这种乡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速度是很快的。以上海为例，年上海人口五十五万，年超过一百万，年超过二百万，年达到三百万，四十年代超过四百万、接近五百万。年上海人口三百七十二万，其中外国人六点九万多人。本国籍人、本市籍人占百分之二十二至百分之二十五，其余来自全国各省市。根据上海年发布的《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至年末，全市常住人口总数为二千四百一十五点二七万人。其中，户籍常住人口一千四百三十三点六二万人，外来常住人口九百八十一点六五万人。又如北平人口从年的一百一十二万余人增加到年的二百万人，年均增长率在千分之十六左右，但北平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除年外均为负值，也就是说，北平人口能够维持稳定增长，是因为不断迁入的人口。据年6月调查统计，北平全市总人口中本籍人口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二点五，而来自河北、山东、山西、辽宁、河南等三十个省区的外籍人口占百分之五十七点五，其中河北籍人最多。其他年份的统计结果亦相类似。人口迅速向城市迁移集中，使城市人口上升较快。有人估计十九世纪末中国关内十八省城镇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到新中国成立初已超过百分之十二。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为二千一百七十点五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为八百二十二点二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7.9%。
国内人口向海外的流动。民国时期中国人口向国外的迁移也是人口流动的重要方面。东南沿海各省向来有移民海外的传统。近代海外侨胞的籍贯多为广东和福建省。据国民*府侨务委员会年统计，广东籍华侨占侨胞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八点九，福建占百分之三十点零六，山东占百分之五点一，广西占百分之二点一，其他各省为数较少。关于华侨总数，年陈达估计为八百一十七万九千五百八十二人，年吴景超估计为八百四十八万一千一百四十九人。年内*部人口统计旅外侨民为七百八十三万八千八百八十八人。孙本文综合陈、吴数据，得出年旅外侨民总数为一千二百九十万零五千六百四十人，扣除台，港，澳华人，实际华侨总数为七百七十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五人。总的来看，自三十年代初到抗战爆发前旅外华侨共约在七百至八百万人之间，约占全国总人口的六十分之一，抗战爆发后，国内难民流往海外增多，侨民总数当更大，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侨民返回较多，总数又略有下降。
民国时期侨民主要去向，首先仍是东南亚各地，其次为日本、朝鲜、西伯利亚，再次为南北美洲、大洋洲和欧洲。大量的海外华侨不仅为侨居国开发做出重要贡献，而且众多华侨在支持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方面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国人大规模迁移海外始自十九世纪中叶。年的资料表明，海外华人至少有三千四百五十五万人。
中国人称民国外的历史虽然很长，但大规模迁移海外却是发生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事情。据不完全统计，从年鸦片战争到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一百年里，中国人出国人数将近一千万，足迹遍及五大洲数十个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近二十年来，随着世界经济际化的发展，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移民*策的调整，欢迎国外移民流入，致使发展中国家人口大量移居发达国家；跟随着世界性移民新潮流，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华裔人口，也向发达国家移动。世界各地的华族人口由此迅速增加。
东南亚各国是中华民族群最集中的地区。据台湾报纸报道，截至年底，中国大陆及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以外的海外华族人口总数已达三千四百五十五万余人，其分布以亚洲地区为最多，共约二千六百七十八点八万多人，占77.63%。其次为美洲地区，约有六百零一点三万多人，占17.43%；欧洲有九十六点八万多人，大洋洲有六十五点五万多人，非洲有十三点二万多人。在亚洲的华族人口，新加坡约占80%，马来西亚约占30%，泰国约占10%，在印尼和菲律宾所占的比重很小。
近二十年来，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华裔人口增加很快。华裔人口在美国的少数民族中数量是最多的。根据人口普查资料，年美国华裔人口已达一百六十万，自年以来10年间增加了一倍；至年底美国华裔达三百零六万人。华族人口遍布全世界个国家和地区，在亚洲的科威特、伊拉克和孟加拉，美洲的尼加拉、阿鲁巴和乌拉圭，欧洲的荷兰、波兰和卢森堡，大洋洲的诺鲁、索罗门群岛及塞班岛，非洲的加纳、坦桑尼亚及莫三比克，天涯海角，处处有华人的足迹。
总之，“芸芸游子，寸草春晖。”他们虽身居异国他乡，尚未敢数典忘祖。从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大规模移民至今，已悠悠六百余载，移民后裔遍布海内外，伟人名士、英雄豪杰不可胜数。验骈甲、叙桑梓者有之；续家谱、认祖籍者有之；挥毫抒怀、题词赋诗者有之；迢迢远归、虔诚拜谒者有之。拳拳赤子之心，殷殷恋乡之情，动人心魄，感人肺腑。因此，我们可以说，洪洞祖槐的根须很长很长，“不仅蔓延中华大地，而且绵连外洋异域，‘足可绕地球’九匝，随卫星上天”。
明朝的洪洞广济寺和大槐树，于清朝年间，被暴涨的汾河水冲毁，后幸而在大槐树的东旁同根孳生出第二代槐树，这就是现在干枯了的那棵大槐树。大槐树迁民遗址，旧时人们并不十分重视，现在部分建筑是民国三年洪洞人景大启、刘子林倡议募款而建。清末，贾村景大启在山东曹州任散州宦官，交游甚广。在宦游中，上至官吏下至平民，当知其为洪洞人时，便让梨推枣，斯抬斯敬，三茶六饭，洁樽款待，都说洪洞是老家，“从大槐树老鹳窝迁来”，有的让其观看家谱记载。是时洪洞人刘子林也在山东长山县任官吏，也深感移民后代对大槐树的一往情深。后两人相商，建议筹建古大槐树古迹，很快在山东募得纹银三百九十余两，寄回洪洞托人筹建古槐树遗址。第二年洪洞人贺柏寿从河南杞县告老还乡，叙谈在豫也有同感，回洪洞后也募得铜钱三百余吊，积极投入筹建移民古迹。正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因大槐树庇护了洪洞人民的事，更加引起人们对大槐树处的重视。在太原辛亥革命时，赵城人张煌率队杀死山西巡抚陆钟琦，不久袁世凯派新巡抚张锡銮率三镇兵卢永祥部进攻山西革命*，卢率*顺古官道南下，进*平阳，所到之处肆意抢掠，尤以赵城县最为严重。赵城名士张瑞玑上书袁世凯及新巡抚张锡銮时，叙述了卢*的残暴：“无贫富贵贱，一律被抢，不余一家，不遗一物，冰雹猛雨，无比遍及……三日后，终载而南去也，车四百辆，骆驼三百头，马数千蹄，负包担囊，相属于道……”卢*洗劫后的赵城，“城无市，邻无炊烟，鸡犬无声，家无门户窗，籍笥无遗缕，盘盖无完缶，书籍图画无整幅。墙壁倾圮，地深三尺……”但*中士卒到了洪洞大槐树处都停步不前，下马罗拜，不愿离去，原来卢*士卒多为冀、鲁、豫籍，相互传言，“回到洪洞故乡大槐树老家啦”，非但不抢掠，并将在别县抢得之钱物供施于大槐树，凭着这颗大槐树，洪洞人民才避免了这次浩劫，人们都说沾了大槐树的光，托了移民祖先的福。认为大槐树有“御灾捍患”之功。孙丕康《游洪洞古大槐树处有感》一诗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辛亥义师赴晋南，朔方士卒念家山。秋毫不犯安如故，罗拜碑亭尽解颜。”从此，大槐树更引起人们高度的重视。
由于上述历史缘由，促进了大槐树移民古迹的修建，民国三年建成了碑亭、茶室和南面的牌坊。碑亭建在原来的古大槐树处，亭虽不大，但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精巧玲珑。亭中竖立青石碑一座，高一丈零五，宽二尺四寸有余，碑冠在盘龙细雕之中篆刻“纪念”两字，碑阳镌刻“古大槐树处”五个隶体大字，碑阴刻有贺柏寿所撰《重修大槐树古迹碑记》碑文，简述迁民事略，碑亭两旁刻有燕森甫先生书写的楹联：开疆拓土筚路蓝缕启山野；报本朔源铭功昭德兴中华。碑亭后面的窑顶上石经幢高高竖立，上有金代承安五年镌刻的梵文，它是广济寺的唯一遗物。紧靠碑亭的东边大道，就是当时通往南北的官道，是北通太原府，西通西安府的必经之路。在碑亭前靠西一旁，建有茶室三间，以备槐乡子孙、移民后裔小憩片刻，品啜乡味。茶室楣匾为“饮水思源”。茶室四柱上刻有对联两副，其一：茶可解烦碧乳澄清通世味；亭堪栖迹绿槐夹道识乡情。其二：香挹行襟留快饮；荫清古道倚斜阳。在碑亭南二十余步，建有仪门木牌坊一座，年代虽不久远，式样却古香古色，四脚三门，飞檐斗拱，牌坊横额雕刻着洪洞人贺柏寿所题写的“誉延嘉树”。阴面雕刻着“荫庇群生”，横匾两面还镌刻有前人所题四首诗，其一：木本水源流泽长，依依杨柳认村庄，行人还里前踪记，遗爱深情比召棠。其二：迁民往事忆当年，柱杖穿云窅夕烟，嘉木扶疏堪纪念，犹留经塔耸巍然。其三：古道青槐倚夕阳，浮屠突兀插云旁。窝名老鹳相传久，高建丰碑姓字香。其四：西汾北霍旧河山，碧翠青流四面环。荟萃人文称乐地，云烟过眼古乡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府对文物古迹保护更为重视。年大槐树处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后又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府曾多次拨款修葺，派专人管理，育花植树。年又建了门楼与围墙。并在古槐北路通往大槐树祭祖园的路口修建了一座雕梁画栋、古色古香的牌楼，牌楼正面匾额是著名书法大师董寿平所书“古槐逢春”四个行书大字，阴面为原山西省美协主席著名书画家苏光先生书写的“荫蔽九州”四个大字。新修建的迁民遗址门楼坐北朝南，门楼由三个飞檐斗拱的门楼组成，门额正面书“迁民遗址”，阴面门额书“故土芳华”，为著名书法家潘洁滋所题。米*色的墙壁，绿色的琉璃瓦，紫红色的大门，朴素大方，庄重典雅。迎面是一座高大宏伟的影壁，上下雕刻精细，洁白如玉，浑然一体，四周以汉白玉栏杆环绕，栏杆外是一圈冬青树，影壁中心是一个紫红色的斗方，四角有*色图案镶嵌，正中一个丰满遒劲的金色隶书大字“根”，左右对联是篆书“饮水”“思源”，为中国工艺美术学院院长著名书画家张汀先生年所书。影壁东侧往北为望乡台，西绕向北侧是大槐树祭祖园二门，门额上书“大槐树公园”五个大字，上方门额上有洪洞人王笃成于民国十年所题写的《咏大槐树》七绝诗二首，其一曰：“生生死死说前因，同是杨侯国里人。莫道源渊无考证，私家记述最为真。”其二曰：“幽燕豫鲁并滁和，异派同源认未讹。故老相传谈轶事，问君足指果如何。”门边对联为“举目鹳窝今何在；坐叙桑梓骈甲情”。大门为紫红色的廊柱，琉璃瓦飞檐，古香古色，端庄大方。西侧是“槐荫亭”，亭内竖碑一通，碑正面为“槐荫亭”三个大字，为张文奇书，碑阴为卢葆桐撰书“槐荫亭记”。
洪洞自年清明节开始，举办首次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节，到今年已成功举办了三十届。清明节为主祭日，每届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节都有数以亿计的大槐树移民后裔云集于此，表达着对大槐树老家浓浓的爱、深深的情。
“瞧一瞧看一看啊，洪洞醋糕、软米面，红枣醋、万安咸菜是一绝。”槐乡味道外，穿着古代汗衫的小二哥卖力地吆喝，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目光。“馋嘴小吃、槐花饼，走过路过不容错过。”挑着扁担的货郎边走边喊，七八个小朋友嘻嘻哈哈跟在后面看。“削面、拨面、剪刀面，洪洞的糊包来一碗。”这边是卖小吃的在吆喝。“粗布洪洞叫‘母捻’，透气舒爽又健康。”织布机前的大娘也开了嗓，这一幕幕情景展现着古代晋南生活习俗。
目前，洪洞大槐树景区通过形式多样的演艺节目内容，不断提升游客体验，让更多游客身心愉悦，感受传统文化魅力。通过《移民情景再现》让游客了解大槐树文化历史；《铁锅记》回忆移民后裔回家的感人一幕；《家国情槐》感悟有国才有家的大爱；《传统婚庆》展现晋南婚俗特色；《八佾舞》传播传统礼仪魅力；《祭祖表演》再现民间祭祖的仪式流程；还有浓郁特色的喷火、变脸表演；县太爷颁发迁民凭证、百人锣鼓迎亲的互动项目。一系列的体验活动，更是加深了游客对大槐树文化的认同和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应该说，这节日如同祭陕西*帝陵一样，是庄重严肃的。它不仅使洪洞经济有望腾飞，对民族向心力的凝聚也是一大贡献。祭祖节期间，洪洞城里，披红挂彩，阖城祝颂，单稚折柳，翁妪献芹，笙乐喧天，锣鼓威风。数亿游子，来自祖国各地，来自港澳台，来自大洋彼岸。西服革履与红装绿裳摩肩接踵，八方土语与五洲洋音交汇撞合。最动人心弦的是祭祖节首日，在肃穆的气氛里，槐裔们款款走进大槐树公园，次第谒拜祭祖堂。从普通员司到各业大王，从巨贾豪翁到翰苑名流，在各自的姓氏牌位前，无不俯身屈膝，叩首展拜。人们的故土情愫，并不决定地理位置的远近，有时离故土愈远情思愈长。故乡对于海外游子来说，虽然只是一种符号概念，但却是一部用怀恋氛围酿造的常忆常新的朦胧诗卷。人们看到，白发盈颠的海外槐裔携子领孙，长跪在“二代古槐”下，老泪纵横，涕泗滂沱。一位来自太行山东边的老奶奶，在那“老鹳窝”的石碑旁，用颤抖的声音给她的小外孙唱出了那首世代相传的古老歌谣：“要问那老家在何处，就是这洪洞城北的大槐树，咱的祖先过去住什么，就是这洪洞城北的老鹳窝，这里过去本是那平阳府啊，那边还有一条汾水河……”老奶奶哼着这首歌，神情虔诚，情不自禁的潸然泪下。此时，虽不懂老人心底那浓重而悠长的寄许，更不可能体察其中的文化根因，但却感到了那份深切与沉重。
年，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有限公司在洪洞大槐树移民发生地山西洪洞宣布成立。往后的十五年之中，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以发展和弘扬大槐根祖文化为根本命题，通过系统性挖掘整理文化内容，保护传承明代迁民遗迹、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弘扬德孝精神，通过不断创新方式、深化内涵，让根祖德孝文化直抵人心。
现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景区分为“移民古迹区”、“祭祖活动区”、“民俗体验区”和“汾河生态区”四大主题区域，有碑亭、二、三代大槐树、千年槐根、祭祖堂、广济寺、石经幢、移民浮雕图、中华姓氏苑等60余处风景文化景点。祭祖园已被国家评为AAAAA级旅游景区，是全国以“寻根”和“祭祖”为主题的唯一民祭圣地，是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祭祖习俗也被收录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年4月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举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节”由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凤凰卫视、山西电视台、临汾电视台等现场直播，被评选为“人民网年度最受
